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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消息】外贸订单清淡宁波帮忙团也难做生意

发布时间:2020-12-25 19:29:09 阅读: 来源:压力机厂家

前不久,宁波一服装制造厂厂长孙先生接到了新年来第一张海外订单。对以代工为生的厂子,这本是一个好消息,但由于招工难,为了按时交货,孙先生不得不请宁波服装制造业中的“帮忙团”来帮忙。然而,这样一来,订单倒是能按时完成,高昂的工时费却将他的利润压至接近零的水平。

本报记者通过在宁波当地的调查采访了解到,“帮忙团”的成员虽然是打工仔,却不用进工厂,也不用按照工厂严格的规章制度上下班;加工同样一件衣服,“帮忙团”的加工费却是工厂里普通工人的双倍以上;虽然没有稳定的工资,“帮忙团”的工人有时一天赚上500元。

宁波当地把这样的群体称为“帮忙团”——每当工厂有订单要赶而又缺工人的时候,“帮忙团”的短信往往就会“体贴”地发到工厂老板的手机上,询问是否需要帮忙。

“这个群体带来的影响是使整个工厂的工作氛围非常浮躁,”宁波百纳针织制衣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国平评论道,“‘帮忙团’的出现使工厂工人的心中产生了不平衡,于是更多的工人开始请假,参与到别的工厂的帮忙队伍中去。”

自去年下半年开始,百纳针织制衣厂就不得不开始连续聘请 “帮忙团”,“下半年开始,走掉了很多工人,而客户的订单是耽误不起的。”百纳针织制衣厂厂长袁海林介绍道,但是一旦聘请 “帮忙团”,“订单的利润就没了”。

然而进入今年,部分“帮忙团”也开始发现:生意不好做了。由于一些中小型工厂本身的订单就不多,能分给“帮忙团”的订单就更少了。

高价“帮忙”

宁波“帮忙团”的出现至少可以追溯到2006年。其后,“帮忙团”的队伍开始壮大,“这两年‘帮忙团’的人数成倍地上涨。”这一趋势从袁海林每年收到的“帮忙团”发给工厂的名片数量可以略窥一二,“2009年就十多张,到了2010年变成了三十多张。”

“我2008年开始加入‘帮忙团’的时候,接的几个工厂单子碰到的都还是熟人。去年开始,几乎一律是生面孔。”“帮忙团”成员孙勇回忆道。

据孙勇介绍,“帮忙团”通常由一个包工头凭借个人关系从厂家处拿到订单,之后在一群已经不工作的工人中要人。程序简单,拿出一张价码单,标明每一道工序能给出的最高价位,价位一般会比普通工厂工人高出一倍。

“按照计件来算,一件10元工时费的衣服,我们收费20元;按照小时来算,一般工人在7元钱每小时,我们就在14元钱每小时。”孙勇表示,碰上年底工厂大批订单要加工的时候,要价还会水涨船高。

虽然不是每个月都有活干,但是一旦来活,“帮忙团”的赚钱速度还是让孙勇十分激动。“有时候一天能赚500元,”孙勇告诉记者,平均下来一个月往往能有5000元~6000元,当然这是有活干的时候。“常常干一个星期休息3天,干两个星期休息1个月。”尽管如此,孙勇计算下来,一年的平均收入要比中规中矩在工厂打工要高,“而且时间是自己的,想休息就休息。”

这其中,牵线的包工头的回报则更为丰厚一些。陈国平告诉本报记者:“最终如果给‘帮忙团’工人的价格在15元每件,中间的包工头至少会向工厂要20元每件。”

只是如今随着“帮忙团”队伍的壮大,“他们要价一旦过高,我们还可选择另外的‘帮忙团’。”袁海林告诉记者,在不得不用“帮忙团”的时候,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,“只是不论要得多低,利润基本都是赔进去的。”

长期与工人打交道,陈国平认为,突然暴涨的薪水往往让一些工人失去了工作的平常心。“帮忙团成员的高工资,让工厂里正常工作的工人很难保持正常心态工作,导致工厂流失了部分工人。这部分流失后的空缺就不得不以高价再次聘请‘帮忙团’,最终的结果就是恶性循环。”

另类外贸“风向标”

其实在宁波当地,2009年时,已经有部分工厂联合起来,不给“帮忙团”订单。“当时有一些效果,但是并不明显。”袁海林表示。“帮忙团”与小型加工厂的生存息息相关,“如果没有这些‘帮忙团’,很多小型加工厂就要倒闭。”高国艳指出。

不到30岁的高国艳从江西老家外出打工已经有10个年头。如今的高国艳已经逐渐担任起“包工头”的角色。他和老乡一起置办了机器,租用了百来平方米的厂房,在有工厂需要帮忙加工的时候,高国艳就去工厂帮忙;闲下来的时候,会从工厂里接一些单子在自己简易的加工厂里加工。

“现在俩夫妻平均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元。”高国艳告诉记者,如今他们把小孩也带在身边,“自己不会再去工厂打工,工厂工资养不活一家人,而且也没有时间带小孩。”只是,年初从老家回到宁波后,高国艳发现今年很难从工厂拿到单子,工厂不需要“帮忙”,而自己的简易工厂也难从别的工厂要到订单。

“帮忙团”的收入往往与外贸行业的景气程度成正比。记者在宁波走访多家外贸企业发现,与去年相比,工厂订单普遍比较少。不仅如此,“帮忙团”的主要订单来自于小型加工厂,而年初以后,高涨到每吨6万元的纱线,让这些小型加工厂已经揭不开锅,就更没有订单留给这些“帮忙团”。

“我在考虑要不要去北京,”高国艳告诉记者,“过年时候一个老乡说,他们夫妻去年8月到今年2月份,就从北京的工厂赚了五万六。”

兰玛颂科技有限公司CEO邱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,“我们现在最害怕看到当地媒体报道,某某地方7000元工资招不到员工。”他表示,这种报道容易导致的结果是,工人对于工资的预期过高。

邱柳告诉记者,“我们公司进行过测算,一个工人一年人均产值在10万元~15万元。以15万元为例,其中至少有一半的费用是原材料的价格,剩下的费用还要包括17%的企业税收、厂房租用费用、水电费、物业、管理人员费用、工人的保险费用等,一年能给出3万~4万元的工资已经是极限了。这其中还存在多种变数,包括延误出货期而不得不额外支付的航运费用,以及没有计算入内的机器折旧费用等。”“而且这15万元的人均产值基本是达不到的,一般工人的人均产值在10万~12万元。”邱柳指出。

在宁波凯丽安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健看来,工人工资基本已经没有上升的空间了,“如今的服装企业在各种成本上升的情况下,利润空间已经被压榨一空。”

“当企业的利润已经不足以支撑企业运转的情况下,企业就会倒闭。”李健坦言,目前的情况就是大部分的企业利润已经不能支持企业的运转。很多工厂已经开始把之前的资本积累投入现在工厂的运转当中,“大家都在撑,现在的服装企业都在拼财力,看谁能熬得过去”。

这样的情形导致最严重的后果可能是,“撑到一定时候,会有大片的中小企业倒闭”。李健坦言,“今年已经有很多小型的加工厂选择了关门。”而这也是今年来,盛行多年的“帮忙团”生意日渐难做的主要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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